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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伴隨新中國成立70年探尋中國文化精神的本原與血脈 ——訪著名學者楊義

        來源:文藝報 | 王昉  2019年11月01日07:37

        楊義

        早年讀書經歷

        王 昉:今年是新中國建立70周年,作為一生都在不斷追求學術創新與思想創造的學者,您早年的讀書經歷是怎樣的?

        楊 義:我今年73歲,基本上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我的人生過程與學術成長過程、思想創造過程都是跟著共和國的步伐往前走的。

        “文革”停課的時候,人民大學處理一些作為教材的圖書,我就花了5毛錢,買了一套《資本論》(三卷),從頭到尾讀了一遍,而且做了厚厚的一本筆記。在讀《資本論》時,我跟著一個偉大思想家的思想過程,看思想家如何將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統一起來,從商品、商品二重性、剩余價值學說這些基本的原點出發,剖開了整個資本主義的實質。

        后來我被分配到房山的石化總廠,我在那里也讀了很多書,比如通讀了《資治通鑒》《魯迅全集》《史記》等重要的著作。因為讀過很多大部頭的書,所以我知道怎樣掌握大部頭書的結構。在工廠的10年,我沒有放棄讀書,也接觸了社會,拜了很多產業工人為師,這對我的人生是很重要。

        研究魯迅出新論

        王 昉:您是從魯迅研究起步的,第一部著作是《魯迅小說綜論》。您是否能說說這部著作的產生過程?

        楊 義:三年研究生期間我讀了很多書。當時是借窩下蛋,社科院在北師大的東南樓借了兩層作為研究生宿舍。有的學生不適應在宿舍讀書,我因為是從工廠出來的,適應人來人往的環境,心比較定,所以我在宿舍可以安靜讀書,靠著在北師大和文學研究所的圖書館拼命讀書。我在學習時還是很努力的。后來我的論文加上一個前言一個后記,就成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在陜西出版社作為“魯迅叢書”的一部出版,題目是《魯迅小說綜論》。吳世昌先生在英國劍橋大學教學多年,他說我們社科院碩士生的論文跟劍橋博士生的論文是一個規格。

        獨立撰史開先河

        王 昉:《中國現代小說史》是您的成名之作,是什么讓您萌發了獨立撰史的念頭,您這部文學史的治史特色是什么?《中國現代小說史》完成之后,您又繼續完成了《中國古典小說史論》,這種巨大的學術跨度,您是怎樣完成的,又是什么決定了您把研究視閾從現代推移至古代?

        楊 義:我在寫《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時候讀了2000種現代文學的原版書,還有報刊資料,這就打下了很扎實的基礎。樊駿先生說,現代文學的書值得讀的并不多。我說,國家這么大,總要有一兩個人都讀一遍,其他人才可以讀一些代表作,如果大家都讀代表作,那就陳陳相因,通讀一遍之后就能看到整個文學發展的優劣長短,看到整個文學思潮的發展和整個文學的格局?!吨袊F代小說史》出爐之后,第一卷50萬字,我當時初出茅廬,拿去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有一個《新文學論叢》,我在那里發表過兩篇文章,認識他們的編輯就拿去給他們看。他們看了以后覺得這本書寫得很詳細,作為辭典都值得出版。但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作者,當時還是個助理研究員,所以他們提出來是不是可以申請作為國家教材。責編就申請了國家教材,讓唐弢先生、嚴家炎先生、樊駿先生寫了推薦信,果然爭取下來了。第一卷出來了,以后出版就不發愁了。后來我用了將近10年的時間寫完了《中國現代小說史》,所謂“十年磨一劍”。這部書得到了社科院優秀成果獎和國家圖書獎,在國外都產生了影響,這本書可以說是我的成名之作。改革開放之后思想解放,對文學的評論不局限在政治思想的維度,不像過去將文學史寫成革命文學史,這部書中,對沈從文這樣的作家我寫了一萬字,張恨水都寫了9000字,對蕭乾也寫了有七八千字,所以他們覺得我是真正的研究者,是用文化學和審美學的眼光來研究。我在分作家群體的時候,設置了文學地理學的結構,比如東北流亡作家群,京派、海派、華南作家群、四川鄉土作家群。文學地理學問題,文學的空間和時間問題,這些都是我后來進一步進行思想文化探索的維度。

        現代文學搞完之后,我如果還在現代文學的領域繼續做下去,補充一些材料,設想一些問題,再寫個十本八本書是沒問題的,因為材料都掌握了,卡片做了幾千張,讀書筆記也有二三十本。但我覺得要研究中國現代小說,必須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我就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古典小說史論”。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人家認為我寫不成,所以我在魯迅研究室申請這個項目時,魯迅研究室申請的7個項目中,我排行第七,既不是室里的重點項目,也不是所里的重點項目,更不是院里的重點項目,是沒有資金的。我整個《中國現代小說史》從開端到完成,才花了國家20多元錢,就是當時想做插圖,到中國圖片社買了一些圖,但后來也沒搞成插圖版。我又想搞《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隔行如隔山,過去的學科分割很細很零碎,一個長期存在著發展推移變革的文學史,應該把中國古典小說和現代小說加以整合。研究古典小說就是為現代小說探源的,人們承認我會分析小說,所以我很容易就申請到一萬多的國家社科基金,當時有一萬多元錢是“萬元戶”了,打印資料有了本錢,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牛津訪學:《中國敘事學》,建構中國敘事學體系

        王 昉:寫完《中國現代小說史》和《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后,您的學術研究又產生了一個轉折和升華,就是轉向中國小說的理論研究。從文學史研究到文學理論研究,是更大的學術跨越,您不僅勇于探索,而且成功建立了中國小說的敘事學理論,并得到了理論界的高度評價。又是什么決定了您新的學術選擇,它何以能夠完成,并取得如此卓有建樹的成就?

        楊 義:在撰寫《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史論》的過程中,我讀了3000種文獻,于是萌發了寫《中國小說學》的念頭,把中國小說的理論作一些概括。當時申請的院重點課題也叫《中國小說學》。1992年,我到牛津大學訪學,接觸了西方的敘事學理論,但是西方是從結構主義語言學角度進入研究,所以很多術語都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對中國人來說是洋腔洋調。我是帶著讀過3000多種中國敘事文獻來跟西方對話的,我覺得西方敘述學理論與中國文學的本質和整個發展過程存在著錯位,這就要求我采取一種新的學術方法來重新檢討。我當時在牛津的半年,一個是在那里讀了很多書,再一個就是在一個新環境,開頭三個月還比較適應,到后來就有些文化不適癥了。所以我就啟動了旅游講學的方式,在牛津、劍橋、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還有愛丁堡大學,每個地方去一周多,進行講學,跟他們進行學術對話。主要講中國神話的解釋體系、20世紀中國文學與英國文學這些題目。通過這樣的交流,就知道中國學術要與西方對話應該采取什么方式。對話就是有“共同的話題,不同的聲音”,話題不共同就成了自言自語,沒有不同的聲音就成了鸚鵡學舌,就不能形成自己獨特的體系。我當時采取的學術方法就是要回到中國的本來狀況,返回中國的文化原點,參照西方現代的理論,貫通古今文史、融合中西來創造新的理論體系。這就是我們對話的原理:還原、參照、貫通、融合?!吨袊鴶⑹聦W》現在正準備申請外譯工程。這本書出來之后,建立了中國敘事學體系,外國文學敘事學研究會還讓我去當顧問,認為中國體系的敘事學在敘事學理論中是個里程碑。

        我這個人有一種不斷探索、尋找中國文化精神的文化自覺。我到牛津半年,提出西方理論的世界性是有缺陷的世界性,它必須要跟東方的理論進行對話,形成多元共構的現代性。

        開辟以圖講史與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新視閾

        王 昉:您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民族文學研究所的所長11年,是任期最長的所長。但是漫長的行政生涯,并沒有減弱您的學術活力,您的學術境界不斷提升,學術視域不斷擴大,就是在此期間,您又提出以圖講史的研究方法,完成了《中國新文學圖志》,并同時構建了一個全新視域的重大的論題: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提出了“少數民族邊緣活動”這一具有原創性的概念,您能不能具體談談這一時期的研究?

        楊 義:1998年,我當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所長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的所長,一干就是11年,是整個文學所歷史上任期最長的,但是我當所長并沒有放棄我的學術,而且我的學術往往都追求創新。比如說《中國新文學圖志》,以圖講史,圖史互動,雅俗共賞。中國傳統文學多置插圖,小說《三國志》《水滸》《金瓶梅》《聊齋志異》都有插圖,圖文互動,展示了當時的風俗文化環境和不同學派之間的趣味。延安文學中的木刻,帶有陜北民俗的味道;張愛玲小說《傳奇》的封面設計,帶有現代性的特點;創造社的刊物提倡新浪漫主義,插圖很多都是裸體女性;文學研究會刊物的插圖,多是鄭振鐸從古典小說中選取的插圖。圖本身也是文學史的原始材料,圖的構圖、線條、情調,帶有流派特點,社團性質和同人刊物的特點。我書中的很多圖都是從原始的報刊和書籍中拿來的,這就把文學史和報刊史的研究打通了。

        我們要樹立文化自信,要去探尋中國文化的本源。我兼兩個所的所長時,,提出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問題。我們過去的文學史只是漢語書面的文學史,類似于魯迅所講的漢文學史綱,沒有包括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的居住地占我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加起來超過一億人,廣西壯族有3000多萬人。外國學者聽到這個數字,驚嘆這在西方不能算是少數民族,是大民族了。怎樣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就是把中原文化領先發展的凝聚力,和少數民族的邊緣活力結合起來。邊緣活力概念的提出也是我的一個創造。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遼金文學的學者認為我提出的這個概念具有很強的學理性。少數民族文學帶有文學的原始性、流動性,不同文化板塊結合部的混合性,充滿活力,中原文化模式化,少數民族文化就可以撬動這種模式化。邊緣活力甚至影響了我們整個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比如《西廂記》,它的本事是唐傳奇《鶯鶯傳》?!耳L鶯傳》的故事是始亂終棄。因為唐人最高的榮譽一個是進士出身,另外一個就是與大家族通婚。所以張生拋棄鶯鶯,唐人是認可的。到了董解元的諸宮調就發生了變化,對他們婚前的性生活解禁了。根據《遼史拾遺》《大金國志》的記載,在遼金時代有兩種風俗,一種是女子要嫁人的時候到街上去唱歌,男性把她領回,覺得合適再下婚聘,這是試婚制度的遺留。還有一種是“縱偷”,朝廷在上元節放假三天,期間偷錢財、妻妾、情人,朝廷不治罪,帶有搶婚風俗的遺留。這樣就提供了一種倫理空間,張生和鶯鶯的婚前媾和就有了合理的文化空間。所以從《鶯鶯傳》到《西廂記》可以看到少數民族文化影響經典的形成過程,這就是不同文化板塊所產生的邊緣活力的影響。

        我做少數民族研究所的所長,不是一開會就講世界形勢中國形勢的那種領導,而是要進入學術層面跟大家一起研究問題。比如,對藏族的《格薩爾王傳》這種英雄史詩的研究,對《蒙古秘史》的研究,在國際上都是顯學,要用我們重繪文學地圖和少數民族邊緣活力這些概念展開新的學術空間。包括對維吾爾族的《福樂智慧》的研究,11世紀在中原歐陽修、蘇東坡寫的詩詞,字數有限,而維吾爾族詩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詩劇《福樂智慧》設計了4個人物:國王“日出”、大臣“月圓”、月圓之子“賢明”、修道士“覺醒”,以優美流暢的語言表達了“公正”、“幸運”、“智慧”、“知足”(一作“來世”)的理念,長達13000行。長度與但丁的《神曲》相當,可以列為世界名著之列。

        還有我對明代四大奇書的研究。宋代的“說書四家”,“說三分”演變成《三國演義》,“說鐵騎兒”演變成《水滸傳》,“說經”演變成《西游記》,“說小說”就凝聚成《金瓶梅》。這些文本的產生都是在晚唐宋元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發生碰撞時所產生的史詩性作品,深刻吸收了800年間的民心民氣,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民間心理?!度龂萘x》揚劉貶曹,灌注著有心扶漢無力回天的悲劇力量;它把中國人的很多倫理生活儀式化,比如桃園三結義,將“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的非血緣關系,變成了超血緣的倫理行為。關云長的忠義也變成了一種精神信仰,凡有華人的地方都有關帝廟。它還是一部智慧書,弘揚了諸葛亮的神機妙算、運籌帷幄、錦囊妙計。從更廣闊的視野中研究中國文學史,這些文學史奇書蘊含的是民間的思想史,而不是士文化的思想史。

        在研究古典文學的時候,我執意追求中國文化的本源,覺得中國古代小說固然很重要,但詩文更代表中國文化的核心,所以又對詩文進行了研究。一個是對《史記》的研究,《史記》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帶有子書和史書融合的色彩,成就了一部最有思想性的歷史文本。后來研究《李杜詩學》,揭示了詩是唐人最高的精神表達形式,李白、杜甫的詩代表一個時代的經典。到了宋,蘇東坡以詞為詩,將詞變成士大夫詞,是一種雅俗的變化。蘇東坡的蜀學既有儒家也有諸子、陶淵明的思想,以及縱橫家的氣質,所以文學創作也體現了思想史的發展。當時還有關學的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钡搅嗣鞔?,四大奇書則代表了深層的民間思想史。中國人有“三國氣”、“水滸氣”,形成了一種深入民間的信仰?!八疂G氣”,就是非法治時代對正義的伸張。

        澳門大學講座教授:從先秦諸子的還原研究中探尋中國文化的本原

        王 昉:您是文學所第一批學部委員,退出第一線以后去了澳門大學,您的學術生命卻更加旺盛。您把研究集中于對中國文化本原的探究,動輒就完成幾十萬一百萬字的巨著,這在學者當中是十分少見的。對諸子百家的研究汗牛充棟,您卻找到了自己的研究立足點:還原研究,并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澳門大學也占據諸子研究的前沿。這種極具創新性的研究方法,怎樣重新闡釋這些古代經典,重新解讀具有什么樣的意義?

        您是一個極具創新能力和建構能力的學者,在您身上體現出一個優秀學者縱橫捭闔、動態多維的文學視野和文化自信,這些都使得您永葆學術活力。今天您回顧幾十年的研究歷程和人生經歷,您覺得您幾十年研究的思想精華究竟是什么?

        楊 義:我覺得對中國文化根本的探尋必須一竿子到底,所以就進行了先秦諸子研究。諸子研究成果在中國學術界汗牛充棟,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那么就應該找出一個新的思路,我的新思路就是還原研究,回到原點,追問諸子是誰,為什么會產生這些思想,為什么把書寫成這個樣子,在當時的戰亂時代他們怎樣探究天地之道和人間之道來拯救這個民族。所以,我在當所長最后的兩年就開始了先秦諸子的研究,寫有《老子還原》《莊子還原》《墨子還原》《韓非子還原》等幾篇文章,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表。

        我當了11年的所長,到了2009年就從崗位上退下來。澳門大學的橫琴校區奠基的時候,胡錦濤主席來作了指示,要把澳門大學辦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學,澳門大學就想聘我來做教授。我向社科院黨組領導匯報,他們積極支持落實國家最高領導的指示,我就順理成章地加盟澳門大學。我來之前澳門大學就啟動了講座教授、特聘教授的計劃,講座教授是教授中的最高級別,這個計劃的啟動可以把國際上最前沿的學者邀請來,形成了一流的學術陣容。

        我到澳門大學9年,開啟了學術上的又一個黃金時期,出了20多本書。主要研究維度除了諸子還原之外,就是文學地理學,出過一本《文學地理學會通》的書,在文學研究時間意識的基礎上強調空間意識。有一次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到北京來,問我在做什么研究。我說,我就是在時間維度上增加了一個空間維度。他說,西方人也是在往這個方向發展??臻g維度對文學的多樣性、多維度的思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同時,我還在進行還原研究,回到先秦諸子時代,中國思想文化的軸心時代,回到百家爭鳴的歷史現場,研究他們對思想生命的創造。關于諸子研究,我出了《老子還原》《莊子還原》《墨子還原》《韓非子還原》。這4本書在中華書局出版后,在北京開了座談會,與會專家認為澳門大學對先秦諸子的研究走到了學術的前沿,認為這些研究是用一種全新的原創性思路,從發生學上研究諸子思想。后來我又寫了《論語還原》,這本書的影響很大?,F在很多新起的學者都希望按照我這個思路來研究一些問題。還原就是回到歷史原點,重新思考古人給我們創造的這些思想和思想方式,把古今思想貫通起來,進行古今對話,然后再創造現代的學術。

        《論語還原》之后,我又寫了《屈子楚辭還原》。我的學生現在也是各個大學和研究所的學術中堅,在我70歲壽辰的時候他們希望給我祝壽。我說,祝壽對一個老人來說并不是好事。我出了一本叫《屈子楚辭還原》的書,對屈原的思想學術進行還原,回到他的歷史現場,希望大家來進行一個學術討論,同時對我的從古今打通到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打通、雅俗的打通,一直到對先秦諸子的還原研究,對這個學術過程大家來討論,通過討論可以給我一些啟發。

        我當文學所所長這段時間,一個好處就是我還在不斷提升我的學術境界,再一個好處就是我能從優秀學者的著作中汲取營養。比如,他們要評職稱,著作評獎,總要講他們的學術貢獻,用什么樣的方法來做,講他們的思路。我的好處就是能夠吸取大家的智慧,形成我自己作為研究主體的素質能力。我并不覺得自己的文章是最好的。唐弢先生研究魯迅的文章哪一篇最好?何其芳先生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哪一篇是他的代表作?我們要從這里面來看他研究的套數,這樣就能增加我們研究者本身的素質和能力。

        澳門大學有一個好處,除了要求學者給學生講課,指導博士論文之外,學院不干預你的研究內容,學者可以選擇你有感觸的問題,最能拓展新學術空間的選題進行學術研究。

        我后來又作了《紅樓夢精華箋注》。中國文化的最高經典《紅樓夢》,其中包含哪些學術原則?跟中國的文化臍帶、儒道佛思想,還有中國的民俗信仰與敘事學的關系是什么?《紅樓夢》共84萬字,所做的箋注就有50多萬字。胡適講《紅樓夢》是曹雪芹的懺悔錄,這是五四時期個性主義的文學批評方式。但是經過我的研究,我認為《紅樓夢》存在幾個空間的多重組合。第一是曹雪芹家族空間,大觀園中存在著曹雪芹童年時代的江南織造的隨園的空間。第二存在他回到北京之后經??吹降暮瞳|的花園——恭王府花園的空間。和珅曾經把《紅樓夢》的底稿給乾隆看,乾隆皇帝說,這本書寫的是明珠的家事。納蘭性德作的很多詩詞中就出現了《紅樓夢》中的意象,比如葬花的意象。納蘭性德的《飲水詞》是當時著名的文學經典,所以曹雪芹在寫《紅樓夢》的時候不可能沒有接觸過《飲水詞》。這是第三個空間。第四是《西廂記》和《牡丹亭》的愛情空間?!都t樓夢》就是這幾個藝術空間結合起來的創作?!都t樓夢》既包含著中國貴族階層的家族潰敗史同時又不是完全的自傳,還有對整個封建貴族必然命運的描寫,既是人書也是天書。它講女媧補天的神話、太虛幻境的神話、絳珠還淚的神話,并和人間的生活結合。它寫人間生活很精彩,把王熙鳳寫得活靈活現,可謂敘事第一筆,但是他又將人間與天地之道融合起來,所以《紅樓夢》又是一本天書,真正是解說不完的《紅樓夢》。

        最后,我還寫了《兵家還原》這本書。先秦諸子中兵家是一個很大的學派,我對春秋戰國的兵學作了編年性的清理,又對8本兵書作了還原研究,從儒家的說兵到道家的說兵,到黃老道的說兵,再到秦兵家,追蹤了整個先秦兵家思想的發展過程。兵戎是關系到國家命運的大事。從孫武到孫臏,兵家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他們中間隔著一個鬼谷子,孫臏的思想有鬼谷子的陰謀論在其中。到了尉繚,他把秦國變成了軍國體制,用一個很嚴密的軍事組織對付山東六國松散的軍隊組織,所以統一了中國。西方用武力統一天下,東方用諸子的思想統一天下。漢朝的大一統,統治者采用黃老道德思想,與民休息,無為而治,漢朝的經濟社會70年時間就得到了修補和繁榮。從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中,《黃帝四經》下面,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后的《德道經》,這體現出黃老道思想占據了西漢初期的經典地位。

        漢承秦制,汲取了秦的法治思想;其后曹參為相,黃老道勃興;到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今文經派風行。五經的核心概念由此是:仁、孝、禮。漢朝的皇帝以孝治國。這些五經博士不是一般的書生,他們用儒家思想出將入相。漢代意識形態重新組合,把中國各個地方的思想,如法制思想、黃老道德思想、儒家思想、楚人的思想結合起來。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儒術”跟原始的儒家思想不同,是今文經派的儒術,使得漢武帝時期文化強而國力強??赘驼J為今文思想曲解了他們祖先的原義,所以他奉行的古文經經典是《左傳》《毛詩》。到了東漢末期,鄭玄把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調和起來,實行學術思想的小一統。

        對兵家還原,我已經寫出170萬字的書稿,分成6卷3本,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資助項目,準備在中華書局出版。評審專家的意見認為,這部書既有歷史價值,又有助于我們建立現代軍事科學體系的現代價值。過去講孫子兵法不是從發生學上來講,而是帶有普及化的講法,但是我們要回到原始經典,探尋它是怎樣發生的。我所思考的是,《孫子》十三篇是怎樣產生的。我認為,《孫子》十三篇是對春秋時期幾百場戰爭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是一個軍事天才充滿哲理的總結,它變成了人類競爭求存的一種謀略,是一部智慧之書。

        我們怎樣講思想史,怎樣講文學史,都要有創造性的思路。很多思想史的東西不一定都存在于一些所謂思想者的思考中,而存在于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和整個社會的民俗中。從明代的四大奇書,到后來的《紅樓夢》,里面所包含的思想史的材料可能比一些思想家案頭的思考更帶有社會的民間的力量。

        我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國文化思想的本原,它的發生學和它幾千年的歷史變化脈絡,是從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來研究大文學史。這種學術研究沒有盡頭,但要找到自己的學術立足點。不能是追隨前人的研究寫了100本書,你接著寫101本書,而是應該重開格局,重新以創造性的思想寫出你的第一本書。思想史研究者首先要有思想,要有創造性的思想,這樣才能把我們的文化自信變成一個扎扎實實的建構。我們中華文明在五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許多智慧,而這些智慧是有歷史根基的,也有它自己的本體性,同時它又向現代世界開放,而不是故步自封。文化自信應該建立在扎實的原創之上。新中國成立70年,給我們的學術建構提供了新時代發展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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