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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向東:丁玲佚信三封及其他

        來源:《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張向東  2019年11月01日09:57

        丁玲是現代文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作家,其獨特的創作風格和人生道路,生前身后都引起了很多爭議,也為現代文學史增添了特異色彩。相對來說,她的作品和相關文獻資料收集、整理比較完善,但就其書信而言,盡管已經編輯出版了她的書信集和《丁玲全集》書信卷,但仍有部分書信遺漏在外。筆者所搜檢到的以下三封佚信,分別寫于她“囚居”南京期間和抗戰勝利后。本文結合丁玲及相關人士的回憶錄和書信內容本身提供的線索,對三封書信的受信人、寫作時間、涉及的重要事項等,進行必要的考證、說明,以期對丁玲研究有所裨益。當然,由于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難度,更由于本人才疏學淺,對三份書信的考釋,還存在很多不夠周密的地方,希望學界同仁,尤其是丁玲研究的專家,能夠對本文的缺陷和不足提出批評和補充。

        一 丁玲致沈從文的殘信

        1935年10月,黃萍蓀主編的《越風》半月刊創刊號上,在“文壇”欄中有一則《丁玲近訊》說:

        女作家丁玲,自經人證明猶在人間后,然于其行蹤則多方揣測,始終未得確訊。有謂其已返湖南原籍,有謂其尚優待京中;某小報曾載其來西湖小住,某作家言曾出現滬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聞丁近有致平友函,謂:

        “日昨老母以孤兒近影見示,知其已能夸竹馬,識方塊字矣?;厥浊皦m,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居此將半月,雖空氣較舊寓為佳,終非我所宜。秋窗無俚,日惟讀辛稼軒、陸放翁集自遣。入夜江潮澎湃,響若雷鳴,推窗覽望,滌我積郁……”

        讀此函,知丁既不在滬,又未來杭,返湘之說,亦不可靠。記者窮詰于得函之友,詢其居處,則秘而不宣。是故丁之行蹤,外人依然不得而知,惟細味函中語氣,度其當在長江一帶,且思想方面,大有變更。蓋已由布爾塞維克之信徒漸趨于民族主義之途矣。[1]

        黃萍蓀與丁玲早有交往,1929年曾向胡也頻和丁玲約過稿。[1]作為關心文壇逸事的小報文人,黃萍蓀一直關注著丁玲失蹤這件轟動文壇的大事。

        丁玲此信雖披露于1935年10月,但據信中相關內容推測,此信寫于其被捕后不久。

        根據信中“以孤兒近影見示,知其已能夸竹馬,識方塊字矣”云云,推知此信肯定寫于1934年4月丁玲母親來南京之前。據丁玲回憶,1934年3月的某一天,曹錦功對丁玲說:“你們有很久很久沒有見面了吧。老太太會十分思念你的。她會很希望來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更好了?!庇谑?,丁玲經過兩天的糾結后,給母親寫信,約她來南京見面。[2]48-49

        丁玲的這封信是寫給誰的呢?以當時在北平的丁玲朋友來說,最有可能的人選,只有沈從文和王會悟。

        1933年7月,徐恩曾答應丁玲給沈從文寫信的要求:“這時,我寫了一封信,是給沈從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請他看在胡也頻的面上,照顧我的母親和也頻的孩子?!瓰槭裁次覍懡o沈從文呢?因為那時在我認識的故人中,只有他給人的印象是屬于胡適、陳西瀅、徐志摩等一個派系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只有他不會因為我給他寫信而受到連累?!盵2]25丁玲所讀“辛稼軒、陸放翁集”,應是丁玲向徐恩曾所開書單要來的。[2]

        至于李達、王會悟夫婦,是1922年丁玲在上海平民女校時期就認識的,長期保持著友好關系。1933年丁玲被捕之初,“左聯”曾委托王會悟聯系沈從文,讓沈從文以他的名義將丁玲母親接到上海,與國民黨當局打官司,但被沈從文拒絕。1933—1937年,李達夫婦遷居北京,1936年5月,丁玲秘密去北京打聽共產黨的聯絡渠道,就住在李達、王會悟夫婦家。

        但綜合研判,這封信寫給沈從文的可能性更大。其理由,一是像黃萍蓀這樣熟悉文壇消息的人,肯定知道沈從文與丁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丁玲被捕不久,沈從文的《記丁玲女士》便在《國聞周報》連載,風靡文壇,關心丁玲下落的人,無不想向這位丁玲的摯友,一探丁玲的消息。而丁玲與王會悟的關系,恐怕文壇所知甚少;二是此受信人對丁玲信中涉及其他敏感內容及丁玲“居處”秘而不宣,符合沈從文膽小怕事的行事風格;三是丁玲的回憶錄中明確提到,她被捕后給沈從文寫過信。

        至于這封信的寫作時間和丁玲回憶錄之間的矛盾,與丁玲后來的回憶不準確有很大關系。更不能以沈從文在解放后,見到丁玲時“壓根兒沒提到這封信” [2]25,就否定這封信曾寄達沈從文手上。

        二 丁玲致周文的信

        這封信由署名“崔子”(崔子為何人,尚無據可查)的作者,以《丁玲的一封信》為題,分上、下發表在1935年第17期(1935年6月)《漢口輿論匯刊》上。發表時所加的編者按說:“丁玲失蹤,將近兩年,這個謎迄未解答。茲有人在某左派作家處,發現丁玲芳函一箴,系彼因賣稿而托姚蓬子致某作家者,文筆流利,而原信未經發表,尤屬可貴。原信如下?!?/p>

        ××:

        茲托蓬子交上蹩腳的文藝稿件數篇。小說三篇,詩歌九首。請查收后回信是幸。各稿內容,大概談的是“戀愛與革命”,因為是前此寫就未發表的存稿,是沒有多帶什么色彩的,你如認為可以拉去騙錢,請你拉去發表就是。雖是淺薄可笑的東西,但我想給北方那些落后的雜志和報屁股補白,總勉強可以的。條件是這樣:一,這些稿子,大概都是沒有存稿的,如不合用時須原璧退還我,不得短少遺失。否則,就是賠錢給我,我也是決不肯的。二,發表期間不得延擱過長,半個月以內須先將稿費寄我。登出時,須將該報送我一份,以便存稿。三,酬報的數目,當然要費你的心交涉,愈多愈好(每千字至少三元或四元不得再短少),要是這筆生意做得成功,當然是你先生幫了我的忙,事后,一定請你吃花生米。決不同“蓬子”滑頭那樣小器,只圖自己個人騙錢吃飯也。丁玲拜上拜上。

        稿子要時再有,不過都是文藝作品,近來做的論文,因為有地方可賣,恕不廉價出售,又及。[3]

        該信既隱去了受信人,也沒有落款時間。那么,這封信寫于何時呢?

        第一種可能是,此信寫于丁玲被捕不久的1933年8月之前,也即是姚蓬子尚未被捕之前。

        丁玲囚居期間發表的“存稿”,有1933年8月發表在《良友》第79期上的《楊媽的日記》、1933年8月15日發表在《文學雜志》(第1卷第3-4期)上的《無題》、1933年9月1日發表在《文學》1卷3期上的《不算情書》、1933年10月1日發表在《文學》1卷4期上的《莎菲日記第二部》。這四篇作品中,除了《不算情書》屬散文外,其余正好是“小說三篇”。但這些作品是丁玲托人發表,還是友人自行幫她發表?不甚清楚。丁玲后來回憶說:“原來三三年我被綁架后,左聯的朋友一面大力營救,一面把我沒有發表過的稿件拿去發表,換點稿費,寄給了在湖南的母親?!盵2]99

        第二種可能是,1934年4月丁玲在南京遇到姚蓬子以后。1935年春夏,丁玲與已經宣布脫黨的姚蓬子在南京郊外苜宿園比鄰而居,丁玲此時正因患病需住院而籌措經費,所以托人售稿。但丁玲囚居南京期間,1934年以后發表的“舊作”,只有1935年10月5日刊載于《女神》上的《過年》,而《過年》這部小說早在1929年《紅黑》雜志上已發表過,而且也收入了當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自殺日記》中?!杜瘛冯s志,是由上海的攝影人兼電影雜志《青青電影》和《健美月刊》的主持人嚴次平創辦的,該刊是以“趣味”為宗旨的通俗娛樂雜志,其中除了發表葉淺予的漫畫作品外,并無其他名家作品。從《女神》雜志的主持人和撰稿人,看不出他和丁玲圈子里其他作家的關系來。而且,丁玲將她已發表的作品再次發表,可能性不大。

        關于信中提到“詩歌九首”,既未見發表,也未見收入后來的作品集。但毫無疑問,丁玲是寫過詩的。丁玲此前發表過的詩,目前所能見到的只有1931年刊于《北斗》創刊號上的《給我愛的》。1930年,丁玲在給胡也頻的信里說:

        ……一直到晚上才坐到桌邊,想寫一首詩,用心想了很久,總不會,只寫了四句散文,自己覺得太不好,且覺得無希望,所以又只好擱筆了。

        現在抄在下面你看看,以為如何,(自然不會好):

        沒有一個譬喻,

        沒有一句恰當的成語;

        即使是偉大的詩人呵,

        也體會不到一個在思念著愛人的心情。[4]13-14

        這說明,丁玲在詩情襲來時,也會寫下片段的詩章。她此時拿出來準備發表的,大概屬于此類不太成熟、不太完整的詩作。

        關于此信的受信人,應是與丁玲和姚蓬子都很熟悉的左翼作家。姚蓬子是丁玲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左聯”時期的老熟人。丁玲幽禁南京期間,姚蓬子除了1933年12月被捕到1934年5月宣布脫黨這一時段之外,行動自由,都有可能幫助丁玲傳遞信件。據筆者篩選,當時與丁玲較為熟悉,且有可能幫助丁玲賣稿的“左派作家”,只有周文、張天翼。但據丁玲后來在《南京囚居回憶》中記述,她在南京囚居期間與張天翼有過三次秘密接觸,但張天翼對她比較冷漠,所以托張天翼售稿的可能性不大。至于周文,丁玲認為他辦事比較可靠:“周文同志和我曾在左聯共事,他工作細致、踏實,責任心強熱情不外露,給我的印象很好?!盵2]98更直接的證據是,1936年丁玲離滬赴陜北前夕,當丁玲想給湖南老家的母親籌措一些生活費時,正是周文,建議她出版“囚居”期間的文稿:“原來三三年我被綁架后,左聯的朋友一面大力營救,一面把我沒有發表過的稿件拿去發表,換點稿費,寄給了在湖南的母親?!@時,周文建議把不久前剛發表過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陳伯祥》、《八月生活》、《團聚》等五篇近作匯編成集,如果字數不夠,可以再把我被綁架以后,左聯朋友從我一堆舊稿中選出送去發表的《楊媽的日記》《不算情書》《莎菲日記第二部》等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盵2]99若不是在丁玲囚禁期間經手過其文稿的人,不會在丁玲獲釋后,就知道她有什么文稿可以出版的。

        根據上述材料推斷,丁玲此信寫在1933年8月之前的可能性較大,信中所說“小說三篇”,即為《楊媽的日記》、《無題》、《不算情書》、《莎菲日記第二部》中的三部。而“詩歌九首”為何不見于刊呢?那很可能確如丁玲自己所言,因寫得“太不好”而未能發表。

        三、丁玲致姚蓬子的信

        XX:

        聽說你到上海了,很高興。你是很能活動的人,現況如何?上海情況,望來信告知,并設法多寄給我些書報。我暫滯留張,過些時再來上海,那地方住得較久,有感情,無論怎樣也要來看看。你在那里,當然更好,望不久能見面。

        我的著作,我想集中起來,從新校閱,從新印過。但有幾本書是買版權的,有幾本書是抽版稅的,更有的是別人替我出的,你是否可以幫助我辦理一下。因為我怕有些投機商人趁機又來發洋財,把書印得亂七八糟,而且有些作品是我想淘汰的。雪峰若到上海來了,你更可同他商量一下。你有權代我去向出版機關商談收回版權等事務。先把著作收回來,或先聲明使別人不先亂出,或先找一個好買主,都看你方便行事,我現鞭長莫及,無法自理。這些稿子,也請你設法代收一下。這件事較麻煩,你看你有時間辦理否?望來信!多來信!

        握手!

        冰之[5]

        這封信發表在1946年第2期(1946年4月11日)《消息》“作家書簡”欄中。丁玲于1945年9月與楊朔等欲赴東北從事新聞報道,年底到河北,因去東北的交通中斷,于是暫留晉察冀中央局所在地張家口(“留張”)工作,這封信是丁玲從張家口寫給時在上海的姚蓬子的。

        怎么判斷此信是寫給姚蓬子的呢?這個受信人同時需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與丁玲和馮雪峰都較熟悉的作家;二是1946年初已經在上海;三是對上海出版界比較熟悉或當時正在上海出版界。經過篩選,符合這三條件的只有姚蓬子,而且還有其他信息能夠佐證這一推斷。

        姚蓬子“左聯”時期便與丁玲相熟。三十年代,丁玲在南京“囚居”時,他還是丁玲的“鄰居”,在丁玲非常困難時他幫助過丁玲??箲鹌陂g,姚蓬子在陪都重慶開辦“作家書屋”,抗戰勝利后,“作家書屋”遷往上海繼續營業。姚蓬子是一個很有商業頭腦的人,他到上海后,立馬聯系他熟識的作家,搶占出版先機。姚蓬子的“作家書屋”遷滬后,直到1954年公私合營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期間出版了大量從俄文翻譯過來的政治、經濟、哲學和文藝書籍,也出版了很多現代作家的作品,如《魯迅全集》、朱自清《新詩雜話》、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陳白塵《結婚進行曲》、張天翼《談人物描寫》、陽翰笙與沈浮的《萬家燈火》等。

        丁玲的這封信是怎么發表在《消息》上的呢?

        1945年抗戰勝利后,夏衍受周恩來委派,赴上海復刊《救亡日報》。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報》改名為《建國日報》在上海正式復刊,但《建國日報》出版僅出十二日就被國民黨查封。由于具有黨派色彩的刊物辦不成,于是夏衍就設法參與到“打游擊”的小刊物中來。1946年4月,受張執一和梅益的指派,姚溱(宋明志)、方行(丁北成)找夏衍商量創辦刊物,征得夏衍同后,經過緊張的籌辦,1946年4月7日,半周刊《消息》在夏衍的幫助下創刊。[6]378《消息》創刊后,夏衍成為該報的主要撰稿人,同時極力為該報四處聯絡稿件?!断ⅰ纷缘谝黄谥恋谄咂?,不定期開辦“作家書簡”欄目,刊登了包括丁玲在內好幾個著名作家的書信。

        姚蓬子手上的丁玲信件之所以能通過夏衍發表在《消息》上,是通過馮雪峰的中轉。馮雪峰于1946年2月從重慶到上海后,臨時住在作家書屋的亭子間。因為丁玲信中要姚蓬子與馮雪峰商量她著作在上海的出版事宜,所以馮雪峰肯定知道(或看過)丁玲給姚蓬子的信,而夏衍在上海期間因找馮雪峰,曾到訪過姚蓬子的作家書屋,[3]于是,丁玲的這封信就到了夏衍手上,發表在《消息》的“作家書簡”欄目中了。

        除了這些人際關系的線索以外,還有其他的旁證。1947年1月,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出版了丁玲的《母親》?!赌赣H》單行本早在1933年6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屬于丁玲信中所說“別人替我出”的,不存在版權爭議。1947年10月,馮雪峰編選的《丁玲文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馮雪峰在《丁玲文集》后記里說:“因為作者不在上海,編個文集的責任便落到我的頭上來了。我自然應該承受的……?!盵7]70這些都算是姚蓬子和馮雪峰對丁玲信中所提幫忙事項的回應。

        另外,1946年5月1日上海出版的《至尊畫報》創刊號刊登了一篇關于丁玲的文章,末尾說:“消息傳來,丁玲要回到上海來了(假使局勢有演變的話,當然不可能)。曾一度追求過她的姚蓬子,在這里辦的作家書屋,捷足先登的預備邀她主持編一刊物,定名《文藝月刊》,那么上海廣大的讀者又將鑒賞她的大作了,讀者們等著吧!”[8]這篇文章通篇是介紹丁玲的家世和她的文學生涯的,只在此處提到一句姚蓬子,但卻在“丁玲即將來滬”正題之后加了一個“姚蓬子獨占花魁”的副標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篇文章顯然是在姚蓬子的授意下,替作家書屋做廣告的,而“丁玲即將來滬”的消息,就是姚蓬子從丁玲的信里透露出來的。

        四 附錄

        發表在1944年第11期《風雨談》中丁玲致XX的信,雖收在《丁玲全集》中,但對其寫作時間和受信人沒有說明?!丁鞍艘晃濉敝绿K聯作家信》是丁玲與其他作家聯署的紀念抗戰勝利三周年的重要文獻。據筆者所知,丁玲研究資料中,除了《丁玲年譜》之外,很少提及,也沒有收錄。所以,將這兩封不算“佚信”的書信,附錄于此,并對相關問題做一簡要說明,希望能夠對丁玲研究有所補益。

        (一)丁玲致陶亢德的信

        XX先生:

        讀了蟄存先生的來信,非常喜悅。我如果有稿子的話,給貴刊當無意見。不過我先得聲名,本月底決趕不出,因為有幾項托得太久了,很難為情,現在已在開始,預備一項項依序還清。以后若有新的,一定寄上,并請指教。此祝編安!

        丁玲

        十二日[9]

        這封信已收《丁玲全集》第12卷中,但不知為何列在1932年。該信是丁玲給某雜志編輯請托施蟄存向她約稿的覆信。此信的內容無需解釋,但需要弄清此信的受信人和寫作時間。

        這封信最初發表在1944年第11期《風雨談》上,后收在《丁玲全集》第12卷中(不知為何列在1932年),該信發表時隱去了受信人姓名,落款沒有年月。

        該期《風雨談》刊發了十二位作家的十四通書簡,全都是給約稿方編者的覆信。這一組書信,雖然全用××代替了受信人及其他很多關鍵信息,但也有遺留了一些重要線索,如陸小曼信中答應給對方徐志摩日記(《人間世》1934年第1期就發表了《志摩日記:西湖記(十月二十一日)》,馮沅君答應供給其讀書筆記《元雜劇與宋明小說中的幾種稱謂》(發表在《宇宙風》1936年第27期)。其他被約過稿的作家陳衡哲、袁昌英、蘇雪林,都在1936年至1940年間的《宇宙風》和《宇宙風乙刊》上發表過不少文章。而從《人間世》到《宇宙風》《宇宙風乙刊》的核心人物則為陶亢德,這就可以確定,這些信件,是陶亢德收藏的不同時期與這些作家之間的約稿信。

        至于為何這這些書信發表在《風雨談》上,因為《風雨談》是柳雨生(存仁)與陶亢德等人創辦的,[4]而出版該刊的太平書局也是柳雨生與陶亢德合辦的。雖然《風雨談》的主持人為柳雨生,但陶亢德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員。因為陶亢德與丁玲不熟,所以他請托與丁玲熟悉的施蟄存代他向丁玲約稿。[5]

        《風雨談》所發表的這一組書信,其中能夠確認發表(寫作時間當在此之前)最早的,當屬發表于1934年第1期《人間世》陸小曼的信。而其中唯一一份標明寫作時間的,則是1937年8月5日陳衡哲的信。這一組信件,非寫于一時。而丁玲的信中,又沒有透漏出相關的背景信息,所以,很難據此推斷丁玲此信的寫作時間。

        (二)“八一五”致蘇聯作家信

        蘇聯作家協會轉蘇聯全體作家:

        “八一五”——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這個偉大的歷史的日子已經三周年了。紀念這個日子的時候,我們中國人民,特別是我們東北人民永遠記得這個日子是和蘇聯緊密聯系著的。

        我們深知,當全世界人民遭受德意日法西斯瘋狂迫害的時日,沒有在聯共和斯大林領導下的紅軍,粉碎西方的德意,又擊毀東方的日本,反法西斯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紅軍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充分表現了無限的國際主義精神。我們中國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堅決與日寇作戰八年,紅軍所給的各種援助,對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起了偉大作用,加速了勝利的到來。因此,我們中國人民永遠在懷念蘇聯,特別是為解放東北而英勇犧牲了的蘇聯紅軍英雄們。今天,我們紀念這個歷史的日子,又是在我們和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人民公敵蔣介石的最后戰斗之中 ,我們愿學習蘇聯人民堅決無情的反法西斯的英雄行為,我們愿向蘇聯紅軍及其全國人民致以謝忱。

        我們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作家,是一直敬愛著蘇聯的高爾基、A.托爾斯泰、謝拉菲摩維支、愛倫堡、法捷耶夫、蕭洛霍夫、西蒙諾夫,卡達耶夫輝煌的名字和著作,這些著作,已經成為我們在偉大斗爭行動當中巨大鼓舞的力量。在蔣介石統治的黑暗地區,其中某些書是被列為禁書的,但革命青年冒著牢獄的危險,熱心閱讀著;同時在解放區戰斗部隊里遭遇極端嚴重困難的時候,不得不拋棄一切,也還是保存著心愛的蘇聯小說,因為中國人民深知蘇聯人民的英勇斗爭給自己的解放斗爭留下了多么好的榜樣。中國的著名作家魯迅,茅盾等都曾經辛勞的把許多蘇聯作品譯成中文,這項工作,我們始終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們正在戰斗,我們特別要學習蘇聯作家在這次驚天動地的反法西斯大戰當中,不畏犧牲,不怕困難,與現實斗爭緊密結合,為當前斗爭服務的那種列寧,斯大林式的勇敢行動,這種行動,我們認為是現階段全世界進步作家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戰爭販子威脅時,所必須學習的模范。

        中國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正勝利的步入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三年,我們確信在中國土地上最終粉碎人民公敵蔣介石,結束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日已經日近一日,中國人民,正為這一個勝利目標所鼓勵,而英勇不息,頑強奮斗。在這時候,我們中國在東北的作家向蘇聯作家伸出友誼之手,除了感謝蘇聯人民和 蘇聯紅軍之外,愿祝

        中蘇兩國人民永遠友好!

        中蘇兩國作家永遠攜手!

        斯大林大元帥萬歲!

        蘇聯紅軍光榮萬歲!

        蘇聯作家健康!

        丁 玲 白 朗 宋之的 周立波

        金人 馬加 陳學昭 草明 舒群

        劉白羽 蕭軍 嚴文井 羅烽[10]

        這封信發表在1948年8月24日《人民日報》,同時刊登在哈爾濱的兩個刊物《文學戰線》(1948年第1卷第2期)和《知識》(1948年第8卷第3期)上。1948年7月底,丁玲因準備赴匈牙利參加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抵達哈爾濱,后因會議延遲,丁玲滯留哈爾濱。丁玲滯留哈爾濱期間,經常參加“東北文協”的活動,這份與東北文協其他作家聯署的信,即是她在哈爾濱期間的活動之一。

        對于上述丁玲的書信的考證,由于筆者對相關的背景和文獻資料的掌握不夠全面,加之丁玲和相關人員的回憶,有很多地方不夠準確,所以對這些書信涉及的最為重要的時間、事件、受信人等問題的考證,還缺乏直接、明確的證據。筆者對有些問題的判斷,基本上是可靠的,但有些問題,只能是依據現有資料的一種推測。對這些問題的研究,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思考和論證,同時,更需要新的文獻資料的發現和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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