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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宋耀珍《奇枝怪葉:中國志怪故事集》:志異傳統賡續中的經典重述

        來源:中國藝術報 | 金春平   2019年11月01日14:11

        對“典籍古事”進行“新編”與“重述” ,是中國新文學作家對古典小說敘事傳統的文脈承接方式,也是新文學作家探索古體小說現代性可能的敘事實驗領域。魯迅、沈從文、施蟄存、李拓之、高陽、劉以鬯、西西、汪曾祺、王小波等,都以各自“重述”的敘事理念、敘事范式和敘事形態等,賦予諸多經典化的“古事”以“新意” ,激活了“新編之故事”衍生現代性價值的內在可能,并在解構古典式的經典過程中,完成了現代式經典的構建。但是,“重述”同樣伴隨著作者對前文本、現文本和后文本之間進行創造性嫁接的陷阱與難度——既要避免對古事做單純的白話式翻譯的“重復” ,還要避免只是挪用古事的敘事符號而行極端個人化敘事的“顛覆” ,更要警惕降級乃至消解古事既有文學品格的所謂“后現代”敘事狂歡的膚淺“創意” 。宋耀珍的《奇枝怪葉》的“所有的故事原型,均出自一本特別的書: 《搜神記》 ” ,他在對《搜神記》的重述中,架構起一個以智慧、民俗、知識、道德、人性、博愛、生死、萬物、敬畏等為核心的奇異世界,這個奇異世界由具有異質性的時空結構組成,并在異質時空的并置中,隱含著作者作為文本奇異世界造物主的“深刻的理解”“現世的關懷”和“人道的玄明” , 《奇枝怪葉》也成為作者與古風、古事、古境進行隱秘對話的文本契機,敘事借此重新演繹、語匯借此重新編碼、肌理借此重新密實、思想借此重新生發、審美借此重新構織,這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敘事主體,對志異經典漸趨固化的一種破解實踐,是對中國新文學中的“民間志異傳統”的當代續接。

        第一,想象詩學的捍衛。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品格,使其承擔著關于歷史、社會、民族、國家、政治等“經世治國”的重負,文學對社會現實的介入、對日常生活的審視、對心靈世界的洞幽,賦予文學以厚重而綿長的現實主義精神傳統。這種反抗文學“虛構或想象”的敘事理念,固然隱含著對文學功能、敘事邊界、表意空間的拓延努力,但是,這種努力同樣隱含著對文學門類本體性和敘事藝術主體性的刻意模糊。 《奇枝怪葉》中對“邪魔鬼祟”的重述,正是對文學想象性、虛構性和詩意性的極致確認與先鋒實踐。因為敘事篇章均有其前文本,但因普遍的“輯采性”和“史錄性” ,干寶在將之由“史志性”向“小說性”的藝術轉換過程中,或許可以說只是開啟了虛構思維的襁褓之門。宋耀珍在《奇枝怪葉》中的新編與虛構,既是對前文本所開創的虛構思維的草蛇灰線的強化與承接,也是對前文本的虛構導引性或敘事隱喻性的“個人化虛構”和“當代性想象” ,這種“虛構的虛構”“想象的想象” ,使作品中的精悍文本在保持古事、軼事、異事的敘事形態之時,具備了對既有文本的敘事慣性的僭越與超克,并在新編當中賦予知識性、人道性、道德性、寓言性等神性思維,這不僅完成了前文本粗獷甚至殘缺的敘事情境和敘事邏輯的鋪衍,也以極富有創造力的想象詩學,構筑起一個個奇行異稟、光怪陸離的斑斕生命宇宙。

        第二,秩序法則的構建。中國新文學的外發性源于對西方啟蒙理性精神的高度確信,科技理性、政治理性、個體理性等成為文學介入國民精神改造和民族國家構建的支配性理念,并以社會、歷史和生活實踐,驗證了這種現代性思維理念的真理性和權威性。但是,文學同樣青睞于隱藏于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超越于理性認知乃至科技操控范疇的領域。在《奇枝怪葉》中,宋耀珍將人放置于凡俗世界與超驗世界、生命世界與死亡世界、此在世界與時空世界、現實世界與夢囈世界等結構情境當中,開掘出人身處其中卻難以認知的存在的玄幽之道,即人在宇宙洪荒之中的“非絕對個體性” ,而是天地相交、萬物相通、生命相依,這是他對“世界大道”和“人類經驗”的思想提煉。作品中的奇異世界無不是世道人心的變異化的鏡鑒隱喻,而故事重述所昭示出的諸如對宇宙萬物的尊重、對物我同一的驗證、對道法自然的恪守等生命秩序規則,既是對人的超越性棱面的揭橥,也是對人性黑洞的體察,更是在與人類有限性、局限性和蒙昧性的互文式參照當中,宣諭著當代人所應秉持的理想生活、觀念、行為等方式。

        第三,當代倫理的彰顯。中國新文學對現代性的實踐,普遍選擇了對“個體”的凸顯,這種文化現代性有其歷史迫切性與現實合法性。但百年來的文化現代性實踐對個體的推崇也存在某種偏頗走向,即過度強調了個體的自由權利而忽視了個體的公德義務,過度強調了個體的文化斷裂而忽略了個體的文化尋根,這進而生成出一種泯滅道德良知的現代人性異化的困境。 《奇枝怪葉》則注入作者重述的高度自覺的“當代性”理念。它一方面包蘊著文化現代性的精神,諸如對個體權利的尊重、對世俗等級的消解等,同時這種“當代性”理念更包含著對人的世道公德的建構與恪守,即人的命運是自我道德選擇的必然律使然,盡管這種道德因果的模式化可能隨時經受現實主義持有者的質疑,但道德理想主義的虛構或想象所構筑的“生活烏托邦” ,恰恰構成了對人的此在性自適的規約與召喚。更重要的是,作者以生死因果、德行因果、跨界因果等“功利性”的道德敘事,悄然完成了人的現世道德質地的全面構建,諸如對犧牲精神、博愛精神、孝感精神、忠誠精神等的禮贊,以及對喪失人性自然品質與公德品格的鞭撻。這是作者對個體自由和德理制約共時運行的一種“后傳統社會”的企慕,也是在古與今、民間與現代、傳統與前衛中,對人的欲望濫觴蒙蔽的道德啟蒙,對人的生命規律、生命現象和生命實踐的道德透視。而《奇枝怪葉》在新編敘事中所擷取的個體公德的軼事,不僅實現了將原典重述與當代語境的有效鏈接,也使小說集在秉承精英知識話語的傳統性、經典性、知識性、個體性等現代性質素的同時,也兼備了民間集體話語的民俗性、世俗性、教化性等生活道德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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